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

右，臣伏以今年以來，京畿諸縣，夏逢亢旱，秋又早霜，田種所收，十不存一。陛下恩逾慈母，仁過春陽，租賦之間，例皆蠲免。所徵至少，所放至多。上恩雖宏，下困猶甚。至聞有棄子逐妻，以求口食，坼屋伐樹，以納稅錢，寒餒道涂，斃踣溝壑。有者，皆已輸納；無者，徒被追徵。臣愚以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。陛下之所未知者也。

右題，臣俯首，今年以來，京師周邊各縣，夏天碰到了大旱災，秋天又遇到了早霜凍，地里的收成，連原來的十分之一都沒有。陛下您的恩德超過對孩子慈愛的母親，仁慈之心就連春天的陽光都趕不上，賦稅和田租，按照以前的慣例統統免除掉了。雖然陛下您徵收的田租少了，但普通官員施加給百姓的壓力卻更多，雖然陛下您慈愛寬宏，普通百姓卻更加困苦。甚至聽到有人扔掉孩子趕走妻子，就為了能吃上一口飯；拆掉房子砍伐樹木，來湊夠納稅的錢，大街上滿處都是饑餓寒冷的人，許多人餓死在了路邊的溝里。有錢人家有能力都已經納了稅，而窮苦人只能受到逼迫壓榨。我愚蠢地認為造成這樣的局面是大臣們沒有上奏，所以陛下您有所不知。

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，同于赤子。至或犯法當戮，猶且寬而宥之，況此無辜之人，豈有知而不救？又京師者，四方之腹心，國家之根本，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。今瑞雪頻降，來年必豐。急之，則得少而人傷；緩之，則事存而利遠。伏乞特敕京兆府，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，并且停徵，容至來年蠶麥，庶得少有存立。

我私下認為皇上您愛惜自己的百姓，就像愛護嬰兒一樣，就連有人犯法應該被處死，您還饒恕了他，更何況這些無辜的百姓，您如果知道了他們的處境怎么可能不去救助他們呢？再說京城是國家的心臟，一個國家根本所在，這里的老百姓應該受到更多的照顧。如今瑞雪連續降下，明年一定是豐年，如果逼迫百姓強徵賦稅不但不能多收稅，還會傷害到百姓的積極性，而緩徵賦稅就會給百姓留下馀地因而能維持國家的長遠利益。我萬分懇請陛下您能頒下告示給京兆府，今年應徵錢糧賦稅而沒有徵收的，前去徵收但還沒有繳納的，今年全部停止徵收，等到明年蠶絲、麥子收獲以后，老百姓收獲完畢還有節馀的時候再徵收。

臣至陋至愚，無所知識，受恩思效，有見輒言，無任懇款慚懼之至，謹錄奏聞。謹奏。

我這個人愚昧淺薄，沒什么眼光見識，因為感受皇恩浩大，想要報答陛下，有了點想法就趕緊說了出來，言辭懇切甚至恐懼到了極點。微臣這里恭謹地寫下奏狀呈遞給皇上您，謹奏。

《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》這篇文章，集中反映了韓愈的思想、精神和情操。

首先，文章充分展示了韓愈憂國憂民、精忠報國的精神。他認為京畿地區乃“四方之腹地，國家之根本，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?！边@是鞏固國家政權，治國安邦的需要，因此“有見輒言”，在“群臣之所未言，陛下之所未知”的情況下，不顧個人安危，而上書直言災情的真相。

其次，文章充分體現了韓愈“以民...

《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》寫于唐德宗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冬，時韓愈三十六歲，在京任監察御史。韓愈到御史臺后，正好遇到朝野關注的兩件大事：一是當時由宦官把持的“宮市”和“五坊小兒”之害，再次激起京城百姓的憤怒和反對。第二件事是韓愈擢遷監察御史之際，恰值關中遭受嚴重旱災。然而，京兆尹李實為邀功取寵，一面欺瞞朝廷，一面橫征暴斂，使災情愈演愈烈。韓愈見此，憂心如焚，決心上書朝廷，為民請命，以減緩稅賦。他為了弄清災情的實際程度，便約同張署和李方叔二人，下到京城附近的農村去親自察看，只見沿途到處是逃荒要飯的饑民和餓死路邊的尸體，人們衣不遮體，不僅賣兒賣女，拆房賣地，而且竟以人尸充饑，更加痛心疾首，當晚回到署衙，便寫下這篇為民請命的奏章。

《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》是唐代文學家韓愈于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上書皇上期望減免百姓賦稅的狀。文章開篇描寫嚴重的災情，接著將皇帝的仁德與百姓的苦難交織在一起敘寫，構成強烈的對比。作者認為造成這一嚴重情況的原因，是地方官吏橫征暴斂的結果，最后請求皇帝特敕京兆府停征今年京畿地區的稅收。文章記述清晰，形象生動，直言不諱，感情強烈；多用當時口語，明白曉暢。此外，敘述具體，運用比喻，形象生動。